2011年是中国实施十二五规划起步的第一年，也是全球经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时刻，很多“不确定性”、内外利益协调的“复杂性”会严重影响到我们自己制定的“包容性增长”的战略实施。孙立坚于昨日发表题为《2011年中国经济的内外压力何在？》博文，孙立坚指出，由于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主战场转变，政府扶持经济发展的政策组合就会因为外部强大的冲击和由于我们自身制度体系还不完善的缺陷所可能造成的进一步放大“冲击”的副作用等因素而凸现出各种政府调控上的呼吸阀难度和变数！
2011年中国经济的内外压力何在？孙立坚认为，主要来自“三大”“内外压力”：即国际货币体系“动荡”的压力，产业资本“虚拟化”的压力和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的压力。
文章分析，最大的外部压力是金融大海啸后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正在随着美国政府“国家利益至上”的宽松量化货币政策和美国经济实力依然表现出疲软、不确定的恶劣状况不断变得“长期化”的时候而开始越来越明显Y型过滤器的在发生可怕的“裂变”。我们要思考美国暂时放弃“货币锚”功能给中国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包括人民币汇率调整在内的“以我为主”的应对策略。否则，我们盲目被动的迎战最后也会让美国逼到像日本当年那样的“疯狂”地步。其次，大量产业资本，尤其是民营资本因为今天擅长做生意的国际舞台并没有重新开张，而新的舞台又没有机会和条件去发挥能力，尽快改变中国经济目前政府“输血型”的经济发展的支撑方式，并且，早日螺带式混合机通过不断完善的制度建设和政府到位的公共服务等措施来打造出市场自身“造血型”的经济发展活力，这是从根本上解决当前中国经济结构性通胀的关键要素。
政府修复经济创伤的社会基础变得非常脆弱，中国经济改革的内部压力就会随着越来越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而变得越来越大。解决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不能简单地看作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也不是一个单纯货币分配多少的问题——当然，今天连最基本同工同酬，多劳多得的制度保障体系螺条式混合机在某些地方也没有完全构建起来，这确实让民众对此问题表现出很大的不满情绪，从最近网民和温总理的对话中也能看出这样的倾向。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今天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更多地是反映在机会的不平等问题上，因为是特殊身分、因为家里有钱，而让很多有能力的年轻人才被“挤出”了靠自己能力致富的正常轨道。所以，我们在十二五期间，为了实现“包容性增长”的目标，就应该迅速拿出乳化泵一套综合治理“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的有效措施，而它可能包括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和伦理等各个相关领域。